户籍与组织关系

　　作者：梁泉

　　户籍与组织关系是一种中国特色，对此，绝大多数人往往失察。本人当然也在这绝大多数人之内。所以，下面乃是根据自己在网络阅读时的一些资料做的一点提示，但愿通过这样的提示，能使我们对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间的中国特色（社会）有基本的把握。

　　说实话，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曾经想过用“户籍是一种组织关系”或“户籍身份是一种组织关系”来作为标题以显示我所思考的问题的主题的，因为事实上，在我们国家，户籍就是一种组织关系。

　　按常理来说，人们也许都知道户籍关系是一种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而不应是国民与某个组织之间的关系，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才特别提醒读者们户籍作为一种组织关系是一种中国特色。

　　人们当然会明白组织关系不是一种国民关系，比如党与党员之间的关系，工会会员与工会之间的关系，甚至于企业与雇员之间的关系等，都属于一种组织关系，所以，对我们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户籍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为何户籍变成了一种高于和先于国家与国民之间的组织关系？李锐老先生说他在哈佛时一再听说外国人批评我们中国是一个党国（Stateparty），为此他不得不耿耿于怀。作为一个从小唱着“我是公社小社员”长大的60年代人，我当然是明白阶级身份、工作分配那一套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布罗代尔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只有和国家合而为一时才能成功，这时资本主义就等于国家。”社会主义也不例外。为了节省时间，在此读者们不妨看看网络上的杨继绳：《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结构》。

　　小时候，共产-社会主义就是我所生活的“世界”的一切，所以“我是公社小社员”或革命事业接班人对我们来说天经地义。长大后，人民公社在一夜之间解被解散了，我们开始听邓丽君的绵绵之音，共产-社会主义不再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一切，所以，我们开始面对如果我们不相信也不支持共产-社会主义，“组织”是否可以把它们强加给我们？古人曾经在论及个人、国家与君王之间的关系时如此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我当然认为每个人都是高于和先于共产-社会主义这种政治国家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高于和先于共产-社会主义的海内华人，而不是相反。

　　世界上只有党国才有高于和先于国家与国民之间的那种组织关系，所以不要说外国人无法理解和接受这种东西，就是生于70年代或80年代的中国人，也未必能理解和接受这种东西。童大焕先生在其《谁说单纯放开户籍没意义》中说过，“既然说户口和身份证一样，只是一个公安部门管理人口信息的代码，公安部门只是将公民的信息按照规定进行录入和管理，那么，放开户籍登记对于回到户口管理的本意来说不是没有意义，而是具有根本的意义。”可惜的是，他并没有明白，这种具有根本的意义东西只有基于“公民个体为本”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和可能，所以他也很难理解为何那么多专家学者认为“单纯放开户籍没意义”。对此，石小敏先生在其《十七大奠定了中长期社会价值观》中，以美国的“社会保障号”为例倡议“必须尽快建立信用体系”时，对我们中国现今的做法表示过很大的困惑。而这种困惑其实在他自己的《改革进程已无法逆转》中提到“重建社会信用体系，培育契约精神与职业道德”时已经有所意识了的。那就是布坎南所说的“立宪性层次”问题。

　　组织关系天生就是一种身份等级关系，在信仰“人人生而平等”的外国人看来，高于和先于国家与国民之间的那种组织关系当然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人类现代文明已经不可能容忍建基于家庭出身、阶级成分，先进阶级与落后阶级（领导与被领导-统治与被统治）基础上的国家社会了，而我们却要为没有种族、出身、教育、信仰、性别与年龄区别的人之为人的平等而努力。面对与思考“户籍与组织关系”就是这种努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