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何以载“道”
作者：十年砍柴
——《南都》时评精选《热言时代》书评
摩挲着《南方都市报》惠赠的《热言时代》，我没有阅读其它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书籍那样从容，对这本南都的时评精选，阅读时总有一种“在场感”。
所谓的“在场”，并不是因为我这两年内为这张报纸写过时评，也不是因为这本书收录的作品曾让我产生过共鸣，而是因为这些时评所讨论的新闻事实，在过去的两年内，像大河两岸的岩石一样，一个个突兀在船上乘客的视线里，人们为其注目，《南方都市报》则以时评的形式对“岩石”给予了充分而及时的关注。
对过去两年公众关注的重大事件，作为一张有时代责任感的报纸，《南方都市报》几乎都没有缺席。读完《热言时代》，觉得《南方都市报》的时评，就像一场精彩足球赛的优秀解说员的解说一样，伴随赛事的进程，和大家一起“在场”。
据说时评只有一个上午的生命力，那些曾引起公众广泛议论的重大事件，会很快被涌上来的时光之波涛，冲刷到河床的底层，一点点被沉积，被遗忘，新的重大事件又喧闹着浮出水面。因此单篇时评，哪怕曾一时让人传诵，确实很难被公众长久铭记。但一个公民、一张报纸、一群知识分子长久地站在航船的船舷旁，观察两岸风物，水底暗礁，水面激流，并及时地发出声音。一次次的发声，串联起来，易碎品的时评便组合成能经得起时光淘洗的历史纪录。
这两年我应南都之邀，写了一些时评，尽管有些文章现在再翻阅，自惭其或幼稚、或片面、或情绪化，但我非常庆幸有这段经历。正是在写作这些文章时，我这样以前不知道什么是时评的人，一直在思考，什么是今天中国读者需要的时评？这些在中学教科书中被称为“议论文”的楷体字，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报章上如堂屋里那个祖宗牌位一样，地位说起来崇高而实际上仅仅是点缀。为什么这几年来，这些“点缀”重新有了精气神，有了生命的律动，成为一些报刊吸引读者的“文眼”？
我以为这个变化首先是因为公众对新闻产品的需求发生变化，对社会事件的参与程度发生了变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公众习惯于被动接受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对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多把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那么这些带有强烈宣传功能的报道，辅助其宣传效果的评论，就是高高在上的诠释甚至是宣谕式的论断。
公民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公共事件有一种强烈的参与意识，这便是公民社会形成的滥觞，新闻产品要适应这种变化，时评更要适应。如果报章的评论还是由一些有官方诰命的理论权威把持，只能越来越面目可憎；但如果为了迎合某种流行的民间情绪，让一些技巧熟练的“时评工匠”照单供货，那么产生的只能是点心类的快餐。
《热言时代》的序言里，将当下命之为“公民写作”时代，所谓公民写作时代，大多数人之所以有表达的欲望，源于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事件不满足于继续做看客，而是要真正“在场”。“公民写作”时代的时评，不能是翰林院的奉命文章，当然也不能是简单的情绪表达，需要理性但不排斥激情，需要高度但切忌空泛，需要独特认知但立足点却是普世价值。那么，“公民写作”是不是首先应始于有相对独立之精神的知识分子写作，他们能比较熟练地运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和逻辑思维，不受外力左右来分析新闻事件。上世纪30年代，一群知识分子创办了《独立评论》，胡适是留美归来的新文化运动开山鼻祖，蒋廷黼是位出世心甚浓的历史学家，丁文江是一位地质学家，创办这个刊物的时候，他们和官方权力还没有过多的关联，这种庙堂之外的文人论政，表达的是一种民间声音，是“公民写作”的雏形。蒋廷黼后来做了行政院的高官，他碰到一些年轻的军人、公务员、中学教师，许多人对蒋说他们是《独立评论》的长期读者，深受这个刊物的影响。——“公民社会”的时评应当有这样的影响，考虑到80年前的中国极高的文盲率，而今基本普及九年制基础教育，时评应当有更大的空间，也能对社会起更大的作用。
“文以载道”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但不同的时代，所载的“道”是不一样的，如何“载道”也是不一样的。过去的一千多年的臣民社会里，朝廷用科举制将天下士子收罗于自己控制之下，大多数士人所载的只能是“圣人之道”，即使不得志的人对朝廷表达的批评只能是弃妇式的哀怨。而“公民社会”所载的道不能只是庙堂之道，一个现代社会庙堂是依靠民间而存在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所载之道应当是为了完成本书序言中所说的那个晚清以来的基本命题：“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与现代民族。”那么时评所长久关注的，须臾不能离开这几个重点：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公共权力，建设社会的理性精神。
要做到这些，殊为不易，借用一位新闻人石扉客在自己博客上对《南方都市报》时评的期望：“需要长期的资源积累，需要对形势的精确判断，需要政治智慧，需要更密集有效的信息，更简洁有力的文本。”
本贴于 2006-08-14 16:50:01 被【沙★鸥@-HyXS】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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