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逼供、袭警，是两个案件

　　王铭三

　　2007年10月，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的一帮刑警，对涉嫌盗窃自行车的杨佳进行刑讯逼供，使杨佳的性器官受到损害，失去了生育能力——这是一个典型的“逼供案”。

　　2008年7月1日，杨佳持刀闯入上海闸北分局，连续袭击1名保安和9名正在办公的民警，造成6名民警死亡——这是一个典型的“袭警案”。

　　这两个案件，虽然一方当事人同是杨佳，案发现场同是闸北分局，但还有三处不同，一是时间不同，两案相隔9个月；二是地点不同，一个是在审讯室，一个是在办公室；三是对方当事人不同，伤害杨佳的是刑警，杨佳伤害的是民警和保安。

　　如果把两案合并，以逼供作为起因，以袭警作为结局，必然会产生两种极端的思维。一个极端是“起因论”，认为杨佳袭警事出有因，是对逼供的合理报复，忽略了“被袭警察”不是“逼供警察”的事实，这就像恐怖分子用袭击平民的手段报复政府一样的可恶；另一个极端是“结局论”，认为杨佳袭警的结局是剥夺了6名警察的生命，却忽略了那帮逼供的警察已经剥夺了杨佳的生育能力。

　　这两种极端都不可取，如果以“事出有因”为由，减轻杨佳袭警的罪责，势必会误导“报复有理”的思维，使恶性事件不断发生。如果用“袭警”掩盖“逼供”，使“逼供案”的罪犯得不到惩处，“逼供”行为得不到遏止，“袭警案”还会继续发生。

　　因此，根据法律的原则，必须把“逼供案”和“袭警案”分开审理，分别处理，尽管这两个案件有连带关系。

　　既不能只处理“袭警案”而放过“逼供案”的罪犯，也不能以“逼供案”抵减“袭警案”的惩处。只有这样，才能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