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和PPI、收入和CPI：与市场的经济赛跑
易榕/文 2008-7-7



·社会人与消费价格指数（CPI）的赛跑 <- 落国际粮价上涨

·国民经济与原材料价格指数（PPI）的赛跑 <- 铁矿石、石油上涨

·PPI-> 价格-> CPI-> 收入路径 <- 人民币升值

·（价格）补贴政策与劳动力价格抬升

·利率对价格中的利润的压力



吴敬链先生最近在讲座《经济转型如何过难关》中说到：“我们不仅CPI即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来了，PPI即生产性物价指数也上来了。”（南方网7月7日）本轮全球性通胀危机，实际上在G8日本峰会探讨的3F（Finance金融、Fuel燃料、Food粮食）层面都已存在。国际粮价上涨导致每一国家基础消费的CPI上升，石油及铁矿石看涨则引起PPI推动的恶性通胀路径扩散，而金融危机在美国次级债、中国股灾、越南通胀各国已具表现。全球性经济危机似乎魅影重重。PPI与CPI存在联动效应，PPI往往被看作是CPI的先行指标。首先出现在生产领域的整体价格波动，通过产业链向下游产业扩散，最后由消费品承担分解功能。CPI事实上担当着PPI利润压力的释放职能，即堵住CPI传导路径，企业面临的PPI累加成本压力将促使大面积破产倒闭发生。企业意图通过压缩利润对上涨的成本予以消化，利率对此又施加了压力，当利率放弃资本利润预期时，价格虽有所回落，投资势必逐日冷却。

PPI拉动CPI上企，一般因为运输、交易成本等因素，国内CPI涨幅比单纯国际PPI涨幅要大得多，因此如何断开PPI对CPI的领涨放大，即产生多种宏调策略，其一为价格补贴的阀门。使PPI涨幅加总在国内生产市场被一定程度地抵冲，以保护国内CPI增幅在可承受的规模、速度之内运动。所谓可承受，意为价格补贴既能维持上游工业品及能源、原材料生产企业利益，又能在此基础上取得国产生产资料面对国际PPI的价格优势，从而保证国内生产市场及产业经济的基本需求，并以价格优势维持经济增量发展。

“中国制造”的商品价格，如何在国际PPI涨价大潮中，赢得价格优势？中国如何在与PPI赛跑中取胜，使“中国制造”仍能有利可图，这是中国商品必然有限跟涨，即有指标跟踪的人民币升值的现实原因。低端制造业必须依赖价格优势。人民币如果不升值（1:8），原油涨到每桶140美元，中国为每桶原油付1120元人民币，油价越高兑换成美元的人民币越多，实际上相当于被动贬值，为此发行货币应对进口支付将导致与实际生产价值脱离的通货膨胀危机。对美元升值到1:6，140美元/桶折合人民币为840元。两个不同汇率的实际差价表现了国内物价指数的比率空间，因为原材料进口经生产成为商品，不论在国外抑或国内市场，都是为了再次卖出获利。获利的基础建立于首先消化变动中的材料成本，往往还要把汇率和卖方市场供应条件符合综合预期值稍稍上调一部分。

原材料供应国不一定接受该材料进口国对利用材料加工生产后的商品，除非这种进口加工再出口商品是该供应国工业制造必不可少的上游半成品，在这种产业关系中，双方进出口往往较有协作弹性。对生产资料净出口供应国而言，材料价格上涨后果在当地市场上反应最弱，因为那是最为直接的，当地生产市场对使用同一材料的进口同类产品拥有价格绝对优势，除非出口国没有此类加工业。即使供应国没有此类企业甚至行业，也可能选择不是从他们国家进口材料的他国同类产品，因为第三国可能不依赖于涨价市场，或者该材料出于其国内供应，还有就是第三国的汇率条件，以及回避外贸结算冲账互利等等的便利。也许因为如此，中国的进口材料-加工出口商品经人民币升值的放大，仅仅靠控制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在规模化生产集约下已经无法冲消材料涨价的价格放大。一旦价格陷入PPI推动的循环，加上人民币升值在CPI上的拉动，国内出口外贸型企业普遍遭遇险境便是可以预料的后果。同样，非进口-出口加工外贸，其承受的PPI传导压力表现为物资价格对应上升的货币价格上升，即在实物平价换算上体现出类似人民币升值抵冲美元坚挺对价格的抽吸的平衡效果。即使材料由国内供应，也要承受升值稀释出的价格溢出，而人民币升值又因应着国际商品价格变动，在不充分考虑价格常规补贴条件下，国内材料价格调整也许比国际PPI振动更大幅度。按照买方市场制定价格虽然有利可图，但买方市场已无力接受这种经过生产国货币价值变动放大的卖方出价，同时这种材料进口国产品出价又反过来垫高了材料出口国的供应价格预期。

再则，国际原材料价格大涨实际上已经拉开了富国与穷国、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距离。“中国制造”已无价格优势，因为材料供应卖方市场既向更为廉价（工资、地租、课税、利润）的地区寻求商品，主要经人民币升值洗礼的中国物资面对第三世界市场，同样是昂贵的。国际原材料所以大幅度看涨，从供需角度看，无疑和“世界工厂”的分解转移有关。越南、印度正逐步步中国后尘，分享劳动密集型制造工业市场。随着投资流动，相对中国更显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地区逐渐形成与中国竞争同类产业同类原材料局面。一方面后发新增扩大了需求规模，另一方面买家分散了，高价格对于中国来讲更为不宜接受。

“‘中国制造’价格优势消失”，不唯因为越、印等替代市场的后发兴起，中国地大人多资源丰裕，国内出产各种生产资料，随着国际同类物品价格普遍攀升，出口冲动同步高涨，导致能源、原材料在国内供应市场的流失。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作为工业能源之一的煤炭，“既可以被视作原材料，又可被视为生产工具”（《国富论》），传统的重商主义或者以“东亚模式”为形式的新重商主义都以这类能源为重点禁限出口对象，以利于本国产业发展。治理PPI上升的传统方式是限制出口，遏制国内生产材料“与国际接轨”，主要使用价格补贴政策，以保证国产能源和材料和国际价格的差价优势，从而以取得本土制造业成本优势来获取消费市场，支持本国产业经济。不过价格补贴不可能全额等于差价部分，对应于国际采购以及可能的大宗走私出口，中国物资在人民币升值条件下也必须承受一定份额的消费价格上调，如在燃油予以补贴之后，1000元/吨的市价上调，上调部分即反应在CPI中对PPI消化的成本那部分。价格补贴最终平衡生产市场的价格。所谓“价格与PPI赛跑”即形其消费价格和PPI不即不离关系，没有国内市场价格上行，国际材料与能源价格的上行必将抽吸走国内物资，使国内产业经济无米下锅，陷于瘫痪。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扩大的生产性需求也在推高对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尤其是附加值极低的低端出口产业，因此国家产业政策不得不放弃对它们的支持，开始以产业升级去替代传统工业经济，这和限制与禁止能源及原材料出口导致的出口下降是不同的。

作为对PPI压力的释放路径，CPI在时滞之后应该有较为充分的分解空间，PPI与CPI的联运效应使人民币升值之机，CPI疏导作用被削弱，甚至被转移，很有可能基于单纯升值的CPI涨幅已为消费所负重，因而也就封堵或分化了对PPI进行释放的功能。要弄清楚，国际PPI高企发生于人民币有计划升值之后，CPI首先承受升值压力已成事实，面临PPI冲击则是第二波攻击。CPI便集中负担了通货膨胀风险，不堪其重，全部分解到了消费市场，危胁民生与需求的买方市场，进一步对国民收入造成破坏。

那么，在PPI-> 商品价格-> CPI-> 个人收入传导路径中，收入有没可能最终战胜价格，而不使因通胀性上涨造成社会财产普遍性缩水呢？对应于收入与CPI的赛跑，国产商品价格与国际PPI的赛局如何，决定着国民经济状况和个人经济前景。个人收入与CPI的赛跑以超过CPI涨幅取胜，国家经济的商品价格与PPI的赛跑，则实际上要在制衡国际价格上涨幅度和托起人民币升值之间，作出恰到好处的均衡：太低了，导致国内物资大量外流，影响生产市场；太高了，导致国外并不便宜的物品蜂拥流入，冲击消费市场。这一系列策略必须攻防兼备、进退有据。CPI作为对PPI的释放，不可能对抗生产价格，与之发生背离，因此如何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使社会收入与CPI保持同步，甚至使收入跑在CPI前头，是根本所在。个人无从抵抗PPI上涨，只能与身边的CPI赛跑，经济宏调则必须视国民实际承受能力制订策略及其烈度，在市价上调与价格补贴之间作出适当分配：PPI与CPI之间的彼此消长。2007年7月到今年5月份，PPI由2.4%上升到8.1%，CPI则在6月份首次下降到7%。在通胀治理转移到PPI之后，是否又将重新面临CPI的翘起，似乎有恶性循环之虞，这些反复极有可能强化危机风暴，而不是逐次削弱。没有收入保证，扩大内需无从谈起，产业升级也成无本之木。当然不可能用类似补贴生产价格方式及规模来补偿收入，因为派发货币同样刺激通货膨胀，并且无助于推动实际劳动价值增长。劳动密集型产业已面临优势没落从而发生升级转业变化，非资本收入势必存在失业困境，工资收入群体因而陷入支出加大的同时收入萎缩甚至归零的双重挤压。上世纪末东亚金融危机致使印尼贫困人口由15%急剧上升到50%，就是极端案例。怎样扩大并稳定收入，显然是市场经济需要拓展的领域，尤其指向体制改革，指向垄断支配经济和金融服务的开放，特别是对内的开放。